上海应该向德国制造学些什么?_0

作者: admin 分类: 财经 发布时间: 2019-06-05 14:15

  对话嘉宾

  姜锋: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、原驻德国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

  陈强: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、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

  在制造业上,我们与德国背景很像

  记者:说到创新强国,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美国。德国创新是否有其自己的特色?

  陈强:德国的强势产业主要集中在机械、汽车、化工等领域。贸易顺差、经济核心竞争力亦是来源于此。这和美国差别很大。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比不上德国,但美国的优势在于商业、金融、新兴产业,其嗅觉特别灵敏,战略能力强,每一轮产业革命浪潮,美国总能占到先机。

  德国更专于产品、技术、工艺层面;而美国更注重商业模式、金融等方面。中国互联网企业很多商业模式就来源于美国,而非德国。

  记者:那么德国创新的可学习性在哪里呢?

  陈强:之前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一直关注美国,但美国经验学起来非常困难。比如硅谷,很多地方试图打造自己的硅谷,但很难成功,因为很多基础我们没有,其中包括企业家精神、创新文化,以及尤为重要的风险资本。

  创新需要风险资本。而中国的风险资本不太成熟,有钱没胆。以阿里巴巴为例,它的股权结构,软银占35%左右、雅虎占20%左右,而马云10%不到。一家国内很牛、在全球也有影响的互联网企业,赚了中国消费者很多钱,但从股权结构上,大部分钱给老外赚去了。

  一个硅谷,就集聚了全球40%的风险资本。美国人的长处是商业文化、金融领域,我们很难一下子学会。而我们过去的30多年中,在制造业方面,在生产、加工、装备领域积聚了相当能力,这和德国的背景更接近。

  姜锋:德国谈创新理念,其核心支柱是教育。没有教育,创新问题无从谈起。德国教育里面有一个词非常关键,就是触摸。德国人认为,只有亲自去抓住实际的东西,才能真正理解大自然和社会,这种理解是具体的、体验式的。比如秋天到了,德国小学生去捡树叶,做好标本、名称,向大家展示。孩子们是在触摸社会的过程中,感受、体悟,最终形成经验,并非空有知识。

  只挑简单好学的学,无法成为创新强国

  记者:现在不乏许多概念介绍德国的工业4.0计划,但理解起来总让人感到云里雾里。它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?

  陈强:电商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、生活方式。而今后,不仅是消费,生产方式也将迎来全新的改变。工业4.0展现的,是制造业的全新变化。

  比如说,我们过去的生产厂是集中式,而今后生产能力可能是分散的。过去,工厂先批量生产许多产品,而今后,你可以提出自己的私人需求,经营体再根据你的需求,就近组织研发、就近生产。过去,项目研究委托某高校或科研院所,但今后很可能会是这样:你在网上发布一下自己的想法,提出问题,来自五湖四海的专业团队在网上接受挑战。

  制造业的智能革命,会快速刷新人类的生产方式。传统的产业链将会被打破,今后企业的边界也可能模糊。因此,我们可能要跳出传统微笑曲线的束缚,看看能否构建一条你自己掌控下的产业链,设计一条属于你自己的微笑曲线。

  记者:如果德国也在摸索中,那么我们学起来是否难度特别大?

  陈强:一些表面做法貌似不错,但慢慢就会发现,简单照搬结果并不理想。

  借鉴可分几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最重要、最需要长期坚持,却恰恰是我们最不重视的:那就是文化环境,包括信仰、习俗、共识等,改变需要很长时间;第二个层面是制度环境;第三个层面是治理,比如创新治理体系,要素与要素之间怎么安排,借鉴相对容易;第四个层面最好学,就是资源配置。比如说研发投入德国怎么投、投到哪些领域、比例怎样,学起来很快,短期内易出效果,但往往昙花一现。

  创新驱动是百年大计。都挑最简单好学、最容易出成绩的,我们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创新强国。

  姜锋:创新能力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。在德国人看来创新首先是人文精神。对传统、文学、哲学、美学高度重视,一个人才能视野开阔、见识宽广。创新不可能没有好奇、没有联想。而联想和好奇,恰恰需要人文精神。德国教育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。哪怕是职业教育学校,都注重人文课。柏林工业大学,有一个课程专门为工科生开的,让工科生了解中国文化,激发工科生的想象力。

  其次,德国非常注重手工操作能力。在制造业中,技术工人的工艺至关重要。

  再者,注意培养团队精神。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,对创新是种硬伤。而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个人主义,团队意识培育不足,这点需要警醒。

  创新需要原发的、草根的生长力量

  记者:智能制造业听起来很灵活,节省空间,似乎特别适合资源日益紧张的上海。

  陈强:上海空间局限、人口密集,已不具备传统重化工业基础。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,不把创新作为驱动力,城市未来的发展难以想象。

  目标有了,但完整的思路和行动尚未形成。就看去年上海企业税收收入排行榜,烟草产业遥遥领先,远超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。产业格局依然是传统的,为什么那么难扭转呢?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只盯着抢眼的项目,以为多出几个牛项目,产业格局就在转型,显然不是。

  上海应该发挥的是平台作用,任何企业到这个平台,就能从创新中产生效益,影响全国乃至全球。这样的结合,才能让创新成为驱动力。

  记者:舆论曾经热议过,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。有人说,因为当年的马云还是小型民企,我们的招商引资似乎更多青睐于那些成熟的大企业、500强,还在萌芽中的小企业往往不太受关注。这对创新来说非常不利。

  陈强:上海在国内叫得响的民营企业很少。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还不理想,这和招商的偏好有关,喜欢大家伙、洋家伙,对还在成长中的企业不愿做前期投入,这就很难占得先机。可创新恰恰需要先机,需要原发的、草根的生长力量。

  记者:也有人说,中国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。这是否也是一个因素?

  陈强:实际上,高校的科技成果有相当一部分已悄悄转化。企业嗅觉灵敏,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,或者研发人员自己下海创办企业,或者出售。剩下的一大部分项目,是为了迎合评估和申报。

  我们的科技评估有不少问题,课题很少有通不过的。说起来,中国的评估人员构成和德国类似,但产生的效果不同。这和人有关,我们的评估员是否认真研读了这些项目?敢不敢独立发表见解?如果已有权威专家对项目进行肯定,其他人还会反驳吗?德国人遇到这种情况会反驳,这跟他们的独立思维、良心驱使有关。而我们是情面社会,讲究师门关系、不挑战权威、不给人难堪,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,这种文化心态对真正的科研是不利的。软环境层面的学习最难,却是根本性的。

  姜锋:创新一定是综合性政策扶持。需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彼此配合。产学研一体化提了很久,为什么做起来很难呢?我们在科研方面,项目化、经费化,如何落实到真正的应用上反而少人管,最终导致科研孤岛化。从政策角度说,条块分割的管理结构,不利于复杂资源的协调。这种碎片化的政府管理模式,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力需求。

  最需要的两种人:有钱人和聪明人

  记者:您觉得上海想要打造科技创新城市,可以从哪些具体地方学起?

  陈强:按我的理解,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,最需要两种人:一种是有钱人,还有进一步挣钱的欲望,也就是上海需要吸引风险资本;另一种是聪明人,能把知识转化为财富,即有科学家素质的企业家,或是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。

  吸引这两种人需要好的环境。自然环境不必多说,空气质量、水资源等;人文环境指城市的包容度、文化的多元性;制度环境,要保证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,来了之后都感觉这里的政府很给力,而不是有歧视。

 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可能也不必做到面面俱到,上海要明确重点。我个人觉得制造业中,大飞机、海洋工程装备、空间技术都是不错的抓手。上海有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依托,也有具体的产业力量在,可以带动一整条产业链,对整个产业能力提升大有好处。

  此外,在创新的背后,我们的法律准备好了吗?知识产权的保护、新主体之间协作、新商业模式的纠纷,都会对目前的法律提出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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